顽强的生命之火 –深切悼念王唯真
作者：陈 健
陈 健
王唯真的生命之火，在几度明灭之后，终于熄灭了。
他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惊叹。多少次了，觉着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却出奇般地又回到亲朋好友之间。他患过癌症，两次开刀；他曾患肺结核、心脑血管病等，多次住院治疗。由于从热带潮湿的东南亚来到风沙干旱的黄土高原延安，气候水土不适应，他终生患鼻炎，做了多次鼻甲切除术。2003年他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我去他家看望。他躺在医用起落病床上，腿被绷带固定着，牵引在床尾栏杆上不能动弹。本来就瘦弱的他，越显瘦弱了。我回家对老伴周原说，老王这回可能真的站不起来了。时隔月余，他和夫人陈萍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一时无言表达心中的惊愕，立马掩饰住，连声称赞：“奇迹！奇迹！”
王唯真住在三里河，在皇亭子过组织生活，八十几岁的人，往返于两地之间，经常是乘公交车或步行。他家中的摆设几乎和北京市一般居民差不多，没有一样奢侈品。他搬到三里河住时，房子是旧的，大门坏了，总社派人帮助钉了一块铁皮，就凑合了。他从来没有装修过房子，夫妻俩连小时工也不用，一切家务琐事都由自己打理。王唯真行政十一级，陈萍也是离休的老干部，没有什么额外负担，生活应该比较宽裕。他们如此艰苦朴素，我原以为是老同志贯有的老传统，后来，我了解了王唯真和王氏家族的历史以后，才悟出这是出于他的信仰。
他这次突然犯病，就近住到铁路总医院，我去看他的时候，应该是病危时刻，但也不像先我去探望的同志所说的那样已经昏迷。他认出了我。陈萍说，上午社长田聪明来看过，嘱咐医务人员说，他是爱国华侨，要组织一切力量抢救，医生给他注射了贵重的针剂，现在有了出奇的效果。我弯腰伏在他耳边说：“等你病情稳定回到家里，我去和你聊天。”根据以往的经验，陈萍以为他的病情有了转机，直觉却告诉我：这是回光返照。回来的路上，我哭了。
我和王唯真的相识相交，是在黑云压顶、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我是河南分社的记者，他是总社代理社长。我能忍受丈夫周原被打成右派后物质条件的匮乏，却忍受不了批斗挨骂、限制自由、强行劳动和无处不在的精神虐杀。一天夜里，我冲出分社大门，像囚犯越狱、像一头受伤的牛窜出牛棚，逃到北京，闯进王唯真的办公室呼救：“王社长，你要救我……”
我一个摘帽右派的妻子，被迫走向与一个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暴政挑战的道路，几行简单的文字，说不透我以死相拼的愤慨和胆量。
我和周原当时都是河南分社的记者，文化大革命本来与我无关，却与周原有关。他被打成右派后，在劳改中差点饿死。几年后回到分社，第一篇报道就是新乡县刘庄的支部书记史来贺，这个长篇通讯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并配发了社论；第二篇是通讯《管得宽》，我定好题目采访了一半，因客观原因交给周原，稍后总社来的冯健对此很有兴趣，由他俩共同完成；第三篇就是周原和穆青、冯健合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三篇东西当时在河南、在全国都引起较大的反响，特别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引起了轰动。
但这些成绩并没有使分社社长朱波对周原手软。文革一开始，他以为一九五七年又来了，首先把周原和我揪了出来。不久运动转了向，造反派又把朱波揪了出来。我们原以为可以松口气解放了。不然，分社造反派头头刘健生、一个历次政治运动的打手，一个运动痞子，他一手揪住朱波，一手揪住我们。他手下有一名得力干将林某，是到分社不久的大学生，身强力壮，在院里一声吼叫，令人毛骨悚然，感到恐怖。他一巴掌打到周原脸上，使周原踉踉跄跄站立不住。他们知道周原是烈士的后代，多位长辈死在敌人的刺刀、枪口下，却命令他站在院子里向毛主席“请罪”，罪名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以上的迫害还属共性，下边的个例却把周原推向绝境。《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被兰考地区的反对派宣判为“大毒草”，他们成立了揪斗三名作者的战斗队，一批批红卫兵来分社揪斗周原。关于这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轰动全国的通讯的采写情况，当时是由作者之一的副社长穆青负责口头向外介绍，文字介绍则由作者之一的冯健负责，周原倒落个清闲。现在一说是“大毒草”，铺天盖地的“罪名”压向周原。周原对兰考的反对派说：“这篇通讯是三人合写的，有三人的署名。”他们说：“我们去北京找过他俩，他俩都说，这篇通讯主要是你采写的，他们不了解情况。”
为了配合兰考的斗争，刘建生、林某锣鼓喧天拉着周原游街示众。他们如此百般折磨周原，是他还有个“把柄”在他们手中攥着。周原1957年因为说实话写了三门峡的内参被划为右派后“秉性难改”，劳改时又说实话被定罪为“攻击三面红旗”，再次遭到比五七年更严酷的批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举刀砍断了三个手指头，写了“断指血书”，这在当时叫反党。刘建生、林某把周原拉到大街上，强制他举起断指的那条手臂，向围观的群众嚷叫：“老右派周原就用这只手，写了大毒草焦裕禄。”我冒死跟在离周原不远的一群人中，怕他被乱棍打死。游街示众后，刘、林不让家人知道，又把周原送到一个“牛鬼蛇神”集中的地方，残酷批斗、强制劳动。在这之前，他们还把周原的母亲——一位年迈体衰的烈士的妻子赶出分社。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用文字形容我的心情。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我必须争得人身自由，才能寻找我的家人，保护我的孩子不流落街头。但我没有人身自由。我从早晨六点到下午六点被强制性地扫大街、擦洗厕所，随时随地被抄家、批斗、训斥，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总社有报道任务下达时，由女造反派头头押解我下去采访，稿子写好交给她后继续劳改。我唯一的“罪名”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
一天深夜，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院子里最显眼的地方，大意是警告刘健生、林某：你们要是跟踪我、抓捕我、限制我人身自由，一切后果由你俩负责，我现在要去北京告你们。
分社一共几十人，办公室和宿舍在一个院子里，进出口只有一扇大门。看管大门的张大爷住一间平房与大门紧挨着，晚上没有人出入时大门由他落锁。从1957年反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对周原和我都十分同情。我贴好大字报，一把推开张大爷的门，他和张大娘披衣坐起吓得直哆嗦。我说：“张大爷，快给我开大门，我要跑。”这正是一月底或二月初，最冷的时候。张大爷问：“兵荒马乱、天寒地冻的，你往哪里跑？”我说：“我去北京告他们。”求他快穿衣服给我开门。他因为又冷又惊，胳膊伸不到袖子里。我帮他穿衣时，想到我可能给他带来麻烦，就说：“刘、林如果逼你太甚，你就说我砸开你的门，在桌子上拿走钥匙……”张大爷打开大门，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又扭过头乞求他：“天亮时，请张大娘偷偷去我家看看三个孩子，叫他们不要怕，说妈妈三五天就回来。”张大爷猛推我一把：“快跑！”
分社离郑州火车站有五六站，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这时已经没有了。我一口气跑到车站大厅，在一个角落处瘫软下来。我的毛衣毛裤连着内衣因出汗湿透贴在皮肤上，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是在发烧。那时，从郑州到北京的火车，要么是晚上，要么是早晨。我等到天亮爬上火车，天黑时在总社招待所门口因没有带任何证明不准住宿而蹲了一夜，在分社我已有几天几夜没有吃好、睡好。此时整整两天两夜不进茶水饭粒的我，来到王唯真的办公室时，已经难以支撑了。
以上这一切细写起来要很多文字。总之，我闯进了王唯真的办公室：“王社长，我是从河南分社偷跑出来的，已经没有了退路，你要救我。”我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谈了我一家的遭遇。王唯真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杯水，抓起桌上的电话找到政工组的苏群，请他给河南分社的刘建生打电话，王唯真说：第一，陈健同志到总社来反映分社运动情况合理合法；第二，她是普通记者，不是这次运动的打击对象；第三，她来北京的往返路费回去要给她报销；第四，分社任何群众组织，都无权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强制她劳动，她回去后应正常参加文化大革命。他还告诉苏群：“或是给招待所打个招呼，或是给她写个便条，她现在急需住下休息……”王唯真打电话时没有分一二三四，是我写时分开的，但上边的意思都说到了，大都是原话。
我回到分社，上述意见都落实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获得人身自由，这件事轰动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及所属单位的所在区。分社周围的新闻、出版、电台、文艺、社科院等单位，有我好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原先的处境一样，被认为是“漏网”右派，当我的这些朋友还没有“解放”而知道我“凯旋”归来时，暗中串连、奔走相告，王唯真的大名也不胫而走。
最高兴的是我的孩子们，之前他们在院子里，碰见大人、孩子不敢抬头。妈妈没有出入大门的自由，奶奶被赶走，没有人给他们做饭。当时，即便大部分供应杂粮，每家每月二斤猪肉、半斤油，妈妈能去市场买回调理出“可口”的饭菜，按时让他们吃饱。他们小小的年纪说不出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高兴，但能意识到妈妈是这个家的灵魂。
“灵魂”自由了，真好！那怕是一点点人身自由，当时也感觉是一步登天。
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周原五十年代就被反右的大棒当头一击，几乎把我们一家击碎。幸运的是我们虽屡遭小人陷害，也屡有贵人相助，才得以生存下来，王唯真是其中之一。文革八年，河南的保守派和造反派轮流坐庄，我们的处境时好时坏，当周原为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要被拉到兰考批斗时，已经到了火车站，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闻讯阻止了，否则周原也可能早已成为乱棍之下的冤魂；省委副书记纪登奎手中有一批被保护的干部名单，周原和我（我沾周原的光）有幸在这批名单中，当我们遭难时，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屋门口，把周原和我抢走保护起来。当年，穆青命周原向河南省委汇报豫东之行、主要汇报焦裕禄的事迹和宣读他写的通讯初稿时，听汇报的就是纪登奎。后来，纪登奎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了一句话：“穆青写焦裕禄还是好的吗！”总社造反派闻声把穆青解放了。穆青被解放时倒也说了一句实话：“没想到焦裕禄解放了我。”
周原陈健夫妇（右一、二）和王唯真陈萍参加新华社离休干部活动在圆明园留影。
虽然，我和周原与王唯真友谊的建立，是文革中的这次解救，但由于我们在河南，他在北京，后来我们一家调到北京，又由于住处相距很远，来往交谈并不多，但这些阻隔，并没有妨碍我们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一位可交心、交底的老同志。
王唯真的思想理念，文化素养、视野和胸怀，使他不像一些人复杂得难以沟通。相反，他更简单透明。新华社的两位老前辈彭迪、庄重，对他有入木三分的评价，前者对我说：“王唯真太单纯。”后者对我说：“王唯真太厚道。”王唯真受父母的影响，也许还包括遗传基因，他除却上述的优点外，还具有非常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这些综合素质，把他和一些干部区别开来，也被某些领导所不欣赏。前边说过，王唯真的艰苦朴素，不是来自老传统，而是来自他的信仰和做人的良知。陈萍告诉我，王唯真除响应国家号召把存款捐给灾区难民之外，还随时随地对难侨或他们的子女，给予经济上、物质上的救助。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为老干部创造了一个闪亮的词儿叫“两头真”，已被广泛认同和运用。说的是有些老干部，起初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参加了共产党，经过漫长的崎岖的人生坎坷，到老来又回到起点重新追求民主、自由。这样的老干部故然可尊可敬，但毕竟是少数。我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王唯真是否“两头真”，但他的“一头真”也真得令人肃然起敬。可怕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两头假”的干部，终其一生，为了追求个人的权势和名位，都戴着假面具，或者如川剧中的“变脸”，让人看不清真面目。这种人，不露声色地滑过道道阻险难关，却能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甚至堪称“楷模”。
王唯真弥留时，我去医院看他，选了几支白色的百合，外用淡紫色纱纸托裹着。陈萍捧过花束转向王唯真，他凝神望着，两眼清亮有神，脸上放出奇异的光彩。我被感动了，对病床前的男孩说：“你外公年轻时可是一表人才！”陈萍接着说：“他现在也是一表人才啊。”王唯真留给他的亲人们和友人的，是一个美丽的形象。
节选自文章《 父与子——深切悼念王唯真同志 》
作者简介：新华社资深记者，1928年2月出生在安徽宿县，1949年调任 新华社记者直至离休。采写过大量新闻通讯，并在全国多家大型文艺刊物、 《人民日报》等副刊、《炎黄春秋》、《随笔》等杂志，发表过报告文学、散文 、回忆录等；有些通讯、散文、人物专访分别被中学课本、人民大学新闻系选为辅导教材。她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有的已被香港出版的文集收入。
来源：2007年《炎黄春秋》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