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和怀念

Editor 11 2010年1月17日2019年1月23日

作者：包奇洪

包奇洪近影

与王唯真近距离相处，是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历史风尘拂去了我脑海中的许多往事，但是这段日子，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清晰。

1967年的12月5日，北京已是天寒地冻。组织上找我谈话说：昨晚在新华社皇亭子家属宿舍大院，发生了绑架新华社代社长王唯真的事件。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保证新华社正常工作秩序和宣传报道任务，派我和另外两名青年跟随王唯真，保护他的安全。

我们三人立即来到社长办公室，王唯真迎上来，亲切地握住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的支持。” 并嘱咐道：“我不赞成武斗，一旦再遇到绑架，你们不要发生冲突。如果我被抓走的话，相信我是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的。” 他又说：“你们年纪还轻，要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多学习文化知识。” 听着这些话，我的心里涌起一股股暖流，感到自己担负的任务无尚光荣，责任极其重大。

那时，我刚从部队转业到新华社技术通讯战备点工作。王唯真的大名和事迹，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听说了。1964年，美国策动巴西军事政变。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的王唯真，与另外8名中国人被巴西反动当局逮捕，遭受到监禁、威逼、拷打等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当时国内的报纸，几乎都刊登了王唯真等九位中国人的英雄事迹；《九颗红心向祖国》的故事，在我们青年一代中迅速传扬，并激励着我们。王唯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不怕死的英雄。

我们的工作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在王唯真出门的时候跟着他，以防不测。在我们到来之前，王唯真一直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发生“12·4” 绑架事件后，新华社就每天派车接送他。王唯真待人平易，热情、真诚且谦和，没有一点架子。一路上他经常和我们聊天、拉家常，问我们父母亲做什么工作，老家在哪里，农村情况怎样，话语中充满了关爱。

他在皇亭子宿舍大院的家只有3间屋子，一家五口人住在一起。为了方便我们的工作，他们腾出一间让我们住，我们的一日三餐也在他家吃。他们吃饭很简单，煮上一锅粥，再从新华社宿舍食堂买些菜和馒头、烧饼回来。有亲朋好友来，最多再炒两个菜。

那时，自行车还不普及，我们都是不到20岁的小伙子，喜欢“新鲜事物”，“看上了” 他的那辆听说在越南工作时就骑着采访的法国自行车，于是经常借来骑着玩。王唯真就像我们的长辈，总是笑着提醒我们注意安全。他还将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和素描绘画集拿出来给我们看，我因此得知: 他是当年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还学会了帮大家理发呢！他对我们说：“无论到哪里，要多学多做。做事，不要怕做不成，先要去做。”

他这个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新华社的事业。他的工作时间很特别：每天下午3点多钟去社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才回来。那时很多稿件都要由他定夺之外，他还要主持全社的日常事务，责任重大。我们护送他到了社长办公室后，就在外间守候着。他办公室的灯光，每天彻夜通明。回到家里以后，他一般睡五六个小时就得起身，因为这时候已经有电话不停地打进来。稍有空隙，他就抓紧时间看报、批阅文件。他每天活动的轨迹，不是社里、家里，就是家里、社里。我们虽然不清楚他具体在忙些什么，但知道国内外许多重大消息，是通过他的工作传向四面八方的，因此非常敬重他。

就这样，保卫王唯真安全的工作，我们干了两个星期。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组织上认为军管后社内秩序会好转，就把我们从王唯真那儿撤回来了。自那以后，我在新华社食堂吃饭时经常碰到王唯真，心想：他是新华社最高领导，我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向他打招呼。可是他只要看见我，就主动向我问好，弄得食堂里好多人露出羡慕的眼神朝着我们看。

1974年5月我即将去斯里兰卡工作，临行前带着新婚妻子去看望王唯真，并向他道别。那时他刚被解除关押劳改回到北京不久，看上去消瘦、憔悴，但我们的到来使他非常高兴。他从大衣柜里取出了珍藏多年的纪念品: 一只周边刻满英文字的圆形铝质小烟碟，郑重地放在我手里作为结婚礼物。他告诉我们：这是越南人民军打下的美国飞机残骸做成的。我深知在我走出国门前，这是一份寓意深长的勉励和嘱托，遂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