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封杀特朗普，一个危险的先例?
《世界华文媒体》编者按：最近，美国推特、脸书等重要社交媒体封禁美国总统特朗普账户，形成美国的舆论事件。而美国素来以言论自由而成为无数国家学习的榜样，本次封禁总统特朗普账户事件，引起众多关心言论自由的读者之广泛讨论。孰是孰非，更是莫衷一是!
《世界华文媒体》特此编发《纽约时报》和一位法律法律学者的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供读者从不同视野来思考言论自由与法制的关系，政党媒体、私人社交媒体、公共媒体在日常生活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和演变。
社交媒体封杀特朗普也许有效，但代价是什么？
SPENCER BOKAT-LINDELL
《纽约时报》2021年1月15日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photographs by Pete Marovich, Eric Thayer, Oliver Contrera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周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两次弹劾的总统之前，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是首位被硅谷罢免的总统。特朗普在它们的平台上捍卫自己的存在感许多年后，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络决定，国会大厦遭袭使它们别无选择，只能关停他的帐户，在Twitter上更是永久关停。
“弹劾成功将是特朗普政治生涯的尴尬结局，”我的同事凯文·罗斯(Kevin Roose)写道。“但是失去他的大量网络追随者——Twitter上的8800万关注者和Facebook上的3500万关注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剥夺他的文化影响力。这似乎剥夺了他最渴望得到的特权：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
这些决定得到了网络极端主义研究人士的称赞，但是也引发了言论自由倡导者的关注。关停总统的平台帐户真的会避免更多的暴力吗？它对美国网络自由表达的现状有何启示？以下是人们的观点。
这会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吗？
硅谷将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边缘化，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仅仅是特朗普的盟友——此事令人警醒。“世界各国领导人大声谴责硅谷在政治话语控制上的巨大权力，并对美国总统被禁言感到尤其愤慨。”记者格伦·格林瓦尔德(Glenn Greenwald)指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法国多名部长、尤其还有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兹·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都谴责科技垄断者以视自己为‘一个世界媒体力量’为由，对特朗普的禁言以及其他审查行为。”
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在Twitter上写道：“这一先例将被全世界言论自由的敌人所利用。在俄罗斯也是如此。每当他们需要将某人噤声时，他们会说：‘这只是惯例，就算是特朗普也被Twitter封号了。’”
但是，为这些公司的决定辩护的人注意到，社交媒体公司每天都在将用户踢出他们的平台。“Facebook踢掉了黎巴嫩政客、缅甸将军、甚至美国其他右翼政客，”记者吉利安·C·约克(Jillian C. York)写道。“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在发表完全应被保护的言论的时候被这些平台删号——常常不给出理由。”
正如我的同事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公司完全有权这样做。“不幸的是，很多抱怨的人——其中许多人在国会工作——还没有真正阅读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说国会不应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它并没有说Facebook或Twitter或苹果公司或任何人都不应制定法律，”她告诉美国广播公司(ABC)。“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它们是私人企业。这就像一家餐厅，有人进来后大喊大叫，开始威胁要行使暴力之类的事情，他们就会被踢出去。”
但归根结底，Facebook和Twitter都不是阿比连锁快餐店(Arby’s)。它们如同一个实质上的公共广场的入口，这个广场越来越受到少数私人公司的控制。“Facebook和Twitter在媒体领域没有主要竞争对手，”尤金·沃洛赫(Eugene Volokh)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公众依靠它们作为无可比拟的沟通机制，包括政客与选民的沟通。”
马特·斯托勒(Matt Stoller)和莎拉·米勒(Sarah Miller)为《卫报》撰文：“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在寻求广告收入和暴利时，通过将广告收入重新分配到自己身上，Facebook和Google以及私募股权已经杀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亲社会机构，例如当地报纸。”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份报告，仅在过去的16年中，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报纸消失了。
甚至就连那些支持科技公司对总统禁言的人，也发现它们的权力令人担忧。“科技公司的行动有着松散的一致性，可以让世界上最聒噪的人闭嘴，这样的能力令人震惊，而且显示了传统出版商在此方面的局限，”时报专栏作家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写道。“剥夺了他使用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人可以使用的社交媒体工具的权限，这对他造成的削弱，在某种程度上是弹劾和败选至今都没有达到的。”
这一现实似乎让Twitter的CEO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都感到不安，此前他用Twitter只是互联网“公众大型对话中的一小部分”来安慰自己。但是“这一观念在上周遇到了挑战，一系列基础互联网工具提供者也决定，不再为它们认定存在危险的内容提供平台”，他在周三写道。“此时此刻，这样的行动也许是有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这对开放互联网的崇高愿景和理想也许是具有毁灭性的。一家公司做出自我调节的商业决策，和一个政府关闭信息通路不是一回事，但感觉上是一样的。”
然而和政府不同的是，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平台并不受制于民主问责。“至少政府言论限制是由公开的法庭来执行，接受上诉复核，”沃洛赫写道。“发表言论者可以论证为什么他们的言论应该受到保护。法庭必须遵循先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平等对待。此外规则总体上是由公众通过他们的代表，或这些代表任命的法官制定的。”
数十亿人依赖的平台可以基本不受制约地封禁某个人，这应该让所有人感到担忧，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也许是最积极提出这种关切的人，但其他政治立场的人多年来也是这么说的。
“当下的体制应该让你感到惊恐，因为如果Facebook的大人物认定他们不喜欢某一场政治运动（比如BDS），他们可以直接让它消失，”左翼杂志《时事》(Current Affairs)编辑内森·罗宾逊(Nathan Robinson)在2018年写道。“他们可以干扰其组织。可以封禁这场运动联络人民的最重要渠道。他们实际上抬抬手就可以废除第一修正案。”
剥夺平台的做法有用吗？
科技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将某些帐号和应用从自己的平台清除出去，可以实现对公共安全的保护。“我们相信，允许总统在这段时间内继续使用我们的服务，带来的风险实在太大了，”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说道。
这些公司最近表现出的具有公民意识的担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无疑值得怀疑。例如Twitter多年来一直拒绝国会议员的要求，不肯删除特朗普等人的某些推文——这些推文导致议员们收到死亡威胁。直到这周一，Facebook才宣布会清除那些宣传选举舞弊阴谋论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导致了上周的混乱。
“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自命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给所有怀着坚定信念的人充当不偏不倚的传声筒，”格雷格·本辛格(Greg Bensinger)在时报上写道。“事实上它们是企业，受季度业绩和华尔街无休止追求销量和利润的欲望所驱使。”
但先不说动机的问题，为了让极右极端分子失去关注，剥夺其发声平台是否属于有效手段？戈德堡认为是有效的：“这在各种各样的恶人身上都应验了，伊斯兰国(ISIS)、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和艾利克斯·琼斯(Alex Jones)，”她写道。与人合著了《点赞战争：社交媒体武器化》(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一书的彼得·W·辛格(Peter W. Singer)告诉她，“他们引导对话、以招募成员为目的触及更多受众、借此赚钱——最后这一点对这些靠矛盾创业的人来说可能最为重要——的能力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损害。”
去年发表在《欧洲传播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一项研究为上述论点提供了支持，该研究发现，“对维持粉丝群体、关注和收入来源来说，遭到Facebook、Instagram、Twitter和/或YouTube抵制有着严重后果”。
与此同时，一些人担忧打压行为只会让这些群体转入地下。上周冲击国会大厦的计划大部分是在Facebook、Twitter和Parler这些人人可见的论坛上进行的，但如今，一些组织者已经转移到例如Signal这样的加密信息应用上，这些应用更难监测。
“随着这些群体四分五裂，分散到了各处，他们不仅仅是散布到网络的各个角落，还有他们正在使用的应用的各个频道里，这让执法部门经常要监测的地方要多得多，”我的同事希拉·弗伦克尔(Sheera Frenkel)周三对“The Daily”说。“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看这些Telegram和Signal频道，就连我都觉得要能及时跟上这些网络里的交流速度很难。”
最终，剥夺总统的发声平台“确实让不实信息进入主流变得更难了”，大西洋理事会下属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Atlantic Council’s 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高级研究员艾默生·布鲁金(Emerson Brooking)对时报说。但他也说，“不让特朗普上Twitter无法解决我们政治上的问题，也不能让成百上千万美国人回到现实。”
原文链接：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10115/trump-deplatform-twitter/
川普社交死，谁是谁非；CDA-230，何去何从？
律匠鹰眼
摘要：
基于CDA-230的授权和川普言论的内容，推特封禁川普，无关宪法权利，符合公共利益，没有损害川普的言论自由；CDA-230在新形势下存在需要检讨和改进的空间。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推特永久封禁川普仍然值得商榷，甚至警惕。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认证当选总统的日子，川普支持者在其鼓动下，冲破警戒，攻入美国国会大厦（国会山），迫使美国国会中断进行中的总统认证程序，议员们紧急避险，冲突中有四名川普支持者和一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这一形同政变的暴力事件，震惊世界。
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交平台推特冻结川普的账户12小时，脸书等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月8日，鉴于川普恢复账号使用后，继续有煽动性和误导性的言论，推特决定永久取消川普的账号。随后，脸书油管等网络平台也采取类似限制措施，川普面临“全网封杀社交死”的尴尬境地。美国社交平台封川事件，同样震动世界。
对于依赖“推特治国”的川普来讲，社交平台的封杀，无异于扼住了自己的喉咙，他的激烈反应可想而知。社会上对此褒贬不一，川普的支持者普遍不满，将其简单等同于砖智政府对人民声音的封杀，认为违宪违法；而厌恶了川普借助社交平台操弄民粹、散布大选阴谋论的反川者，不仅支持推特的做法，甚至认为推特做得太晚了。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背后博弈是什么？笔者仅以推特的封禁行为为例，来做一下梳理和分析。
第一， 推特的行为，无关宪法权利。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推特违宪，侵犯了川普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这恐怕是个误会。
首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指向的是国会立法（后扩展至政府行为），即，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显而易见，它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授权，限制的是公权力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推特是一家上市公司，并不是第一修正案调整的对象。
其次，在美国，法律意义下的言论自由度可分为三级。公共场合完全自由，比如在广场马路边，当然诽谤，煽动即刻的暴力混乱，教唆犯罪等例外。私人场所主人有权限制言论自由，比如在穆斯林的婚礼上你辱骂真主。半私人场所主人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比如私营企业可以限制讨论政治，会所可以限制讲方言。社交媒体都是私营企业，它有权根据自己的公共政策和价值取向，决定登什么不登什么；决定给谁开户还是不开户。它没有，也不可能限制某人去其他地方发表言论；即使是社交平台全网封杀，也还有电视、平面媒体等，很难说，它就限制了某人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
看到一幅漫画，对这个问题有通俗易懂的解读，照录如下并翻译一下。
大意是：
（1） 公共部门宣布：言论自由的权利意味着，政府不能因为你说了什么来抓 你。
（2） 这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必须听你的废话或者为你的分享提供平台。
（3） 第一修正案并不意味着你能免于被批评或者承担后果。
（4） 如果你被斥责、抵制、被互联网社区删除或禁入，你的言论自由并没有被侵犯。
（5） 那仅仅表明，听你唠叨的人认为你就是个混球。
（6） 于是，他们将你请出了门外。
作为案例印证，2018年5月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于驳回了非营利组织Freedom’s Watch针对谷歌、脸书、推特和苹果的反托拉斯诉讼（原告指控他们以自己的立场来建立反保守的审查制度）。法庭裁定，审查制度之适用第一修正案仅针对政府的限制行为，而不适用于私人实体的限制行为（censorship can only apply to First Amendment rights block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not by private entities）。
第二， 特推的行为，关乎重大公共利益。
从网络上包括中文自媒体可以发现，川普的支持者并不甘心失败，还在期待、鼓动、酝酿和策划更大的暴力活动，甚至他们直接诉求就是推翻“深层政府”（Deep State），要让拜登不能就职，好让川普继续掌权。比如一个叫《全国爱国者联盟》（PAFA）的就号召1月16日行动，声称“如果这次行动确实导致了战争，在我们的目标完成之前，不会宣布结束”。本质上，这就是政变。在这种情况下，言论自由的例外就该发挥作用了。
言论自由的例外是指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类别。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这类言论包括淫秽、欺诈、儿童色情、违法行为所不可或缺的言论，以及煽动迫在眉睫的违法行为（imminent lawless action）的言论等。
事实上，推特为封禁川普账号给出的理由，便是其推文有煽动暴力（incitement to violence）的风险。在其声明中，推特分析了数条川普推文的内容，结合近期占领国会事件，认为川普的言论是在煽动针对包括总统就职仪式在内的暴力活动，进而违反了平台《赞颂暴力政策（Glorification of Violence Policy）》的条款。推特的这一论证与最高法院确立的“迫在眉睫的不法行动”原则，一脉相承。因此，推特封川的正当性，不仅仅在于推特作为私人平台不受第一修正案的规制，更在于川普的言论意在煽动迫在眉睫的不法行为，自始即不受宪法的保护。推特的封禁，维护了重大的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 推特的行为，有明确法律依据。
推特的行为不仅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它还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那就是著名的CDA第230条。它被称为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论坛的保护伞，对美国社交平台的发展功不可没。
1996年克林顿当局制定了《通讯规范法案》（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CDA），希望透过立法来监管网络内容，特别针对低俗、暴力和色情的内容。该法案在隔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全票通过判处违宪，原因是法案中反低俗条款与美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相抵触。但是，最高法院保留了其中的第230条（下称“CDA-230”）。
CDA-230有两款，第1款规定，互联网社群平台无需为第三方使用者张贴的言论内容负法律责任；第2款规定，允许互联网平台基于善意（Good Faith）原因，移除或审核第三方发布的属于淫秽和冒犯性的内容，哪怕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此即所谓的“善良撒马利亚人”条款。
基于CDA-230的授权，推特只要证明自己基于善意并且屏蔽的内容具有冒犯性即可。如前所述，在川普的言论属于“煽动迫在眉睫的违法行为”的背景下，推特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即使川普想要进行法律救济，获胜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第四，爱恨交加，成败萧何。
事实上，川普与推特等社交媒体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2016年之前，川普主要以社交媒体为阵地，杀伐四方，积累人气，成为共和党的一匹黑马，并最终在大选中击败希拉里，成为总统。之后，川普继续以推特治国，每天发布大量的川式推文，特别是，在与主流媒体（川普口中的fake news）斗争过程中，川普更多的依赖社交平台来为自己辩护和推销，跟自己的粉丝互动。川普这一路走来，推特等社交平台可以说如虎添翼，居功至伟；否则，不受主流媒体待见的川普，早就偃旗息鼓了。说推特是川普的真爱，也毫不夸张。
2020年十月，美国大选进入激烈阶段，川普阵营抛出所谓的拜登“硬盘门”事件，大造舆论，企图扭转不利的民调。在此过程中，主流媒体大多都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没有跟进；而主要社交平台也采取了屏蔽等限制措施，包括川普自己的推文。这一下激怒了川普阵营，他们纷纷批评社交平台被民主党控制，为拜登掩盖腐败丑行，妨碍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等等。共和党参议员还在国会开听证会，给推特脸书等施加压力。
随后，川普将问题转化为对CDA-230的限制和废除上，国会此前也有修法的努力（后文详述）。但是，急性的川普等不及，他要求马上废除CDA-230，以解心头之恨。于是，在2020年12月，国会两院高票通过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后，川普拒绝签字成为法律。法案退回后，参众两院再以2/3多数否决了总统的否决，自动成为法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总统否决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原因很简单，就是该法案中，没有川普要求的废除CDA-230的内容。CDA-230的问题，本来就相当复杂，应该在专门的法案中审慎解决，川普想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夹带私货，快意恩仇，理所当然受到两院两党议员的抵制。
某种意义上，这回社交平台集体封杀川普，除了公共利益的原因，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借力使力，回击川普此前对社交平台打压的味道。
第五，围绕CDA-230的检讨。
近年来，围绕社交媒体平台坐大以及CDA-230的利弊问题，美国社会、行政和立法机关一直存在检讨的声音，也有提出不少的解决方案，主要针对社交平台被境外势力渗透、仇恨言论、恐怖主义以及平台的中立性等问题。当然，争议的背后不可避免牵涉到党派利益。
【境外渗透】
由于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许多社交媒体网站，尤其是脸书、谷歌、苹果和推特都受到了严格审查和广泛的批评。据称俄罗斯代理商使用了这些网站散布虚假新闻，以使大选对川普有利。但是，这些平台并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
【仇恨言论】
2019年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和俄亥俄州代顿的枪击事件中，犯罪分子都在网上发布了仇恨言论宣言。事件发生后，有关政客和公民向高科技公司发出呼吁，要求将仇恨言论从互联网上删除。但是，仇恨言论通常是第一修正案下的受保护言论，CDA-230免除了这些高科技公司对此类内容进行监管的责任。如此，高科技公司并不需要主动反对仇恨内容，从而允许其在线扩散并导致此类事件。
【恐怖主义】
直到2018年，还有几个被美国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团体仍能够获得由美国公司提供服务的社交媒体帐户，这令美国政府和社会很震惊，并引起法律诉讼。但是，第二巡回法院的判例裁定，根据CDA-230，高科技公司通常不对基于恐怖主义相关内容的民事索赔承担责任。
【平台中立问题】
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指责主要社交平台在审核内容（例如推特的停权）时表现出对保守观点的偏见。他们认为，CDA-230应仅适用于在政治上“中立”的提供商，并建议，如果提供商有选择性，则应被视为是对用户内容负有责任的发布者或说话者。2018年12月，共和党的众议员提出了《有偏见算法威慑法案》（HR492），该法案要求，只要不是按照用户的指示来显示用户内容，就取消所有使用过滤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算法提供商的基于CDA-230的保护。
2019年6月，共和党参议员提出了《互联网审查终止支持法》（S.1914），该法案要求取消在美国的月活跃用户超过3,000万，全球用户超过3亿或全球营收超过5亿的公司的基于CDA-230的保护；除非他们获得联邦贸易委员会多数成员的证明，即，他们不反对任何政治观点，并且在过去两年中从未这样做。
2020年6月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共同提案《限制善良撒玛利亚人的CDA-230豁免权法》，要求允许拥有每月超过3000万美国用户和全球营收超过15亿美元以上互联网平台提供商成为被诉的对象，只要用户相信提供商没有统一地执行内容（标准），就可以索赔最多5000美金的赔偿和相应的律师费。
共和党人意图使CDA-230包含平台中立的努力，也受到批评。CDA法案的起草者之一怀登（Ronald Lee Wyden）回应说：“CDA-230与中立无关。CDA-230仅是让私人公司自行决定保留某些内容并撤下其他内容。” 他指出，共和党的意图是基于对CDA-230的“根本性误解”，因为平台中立并不是立法时的考量。
【司法部的审查】
2020年2月，美国司法部举办了与CDA-230有关的研讨会，作为对“大型高科技”公司进行的反托拉斯调查的一部分。总检察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质疑CDA-230继续为科技公司提供广泛保护的必要性，因为“科技公司不再是弱者中的暴发户……它们已成为美国工业的巨人”。
随后，司法部发布了四项主要建议并于2020年6月提交国会以修改CDA-230。其中包括：
1、激励平台处理非法内容，包括建立“坏的撒玛利亚人”（Bad Samaritans）条款，来剔除非法活动，即在虐待儿童，恐怖主义和网络跟踪等领域，以及当法院通知平台内容违法时，平台不享有豁免权；
2、取消（互联网公司）享受的免受联邦政府提起的民事诉讼的保护；
3、CDA-230的保护不适用于与大型互联网平台有关的反托拉斯行为；和
4、使用明确的语言来定义现有法规中的术语（例如“善意”），并要求平台在对内容采取缓和措施时公开记录文档，从而促进讨论和提高透明度，除非这可能会干扰执法或对他人造成危害。
【川普的总统行政令】
川普一直是强烈支持限制CDA-230对社交平台提供商的保护，理由是，他们存在反保守的偏见，而更直接的理由当然是推特等社交平台删除或标注了太多川普的贴文。
2020年5月28日，川普签署了“防止在线审查的行政命令”（EO 13925），该行政命令直接调整了关于CDA-230中的适用。简单说，它要求如果媒体平台在删除内容时存在偏见，就不再受CDA-230的保护，从而使它们对内容负责；而媒体平台是否存在偏见将由联邦机构决定。该行政令的附加条款还阻止了政府机构在被证明具有这种偏见的媒体平台上做广告。
该行政令颁布后，受到强烈批评。怀登参议员表示，总统着这个行政令是对“第一修正案的劫杀”。电子前沿基金会的亚伦·麦克基（Aaron Mackey）表示，行政令首先错误地援引了CDA-230第1款（免责）与第2款（有权删除）之间的联系，而其实两者并没有联系，他们是独立的条款，且该独立性受到判例法的支持。因此，总统行政令“没有法律依据”。
还有一些与CD-230有关的提案，不一一陈述。尽管有这些检讨、争议和立法建议，迄今，CD-230并没有修改。何去何从，就看拜登任内的作为了。
第六，程序正义问题。
前文已经分析，从实质正义的角度，社交平台封禁川普言论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但是，如果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此事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质言之，社交平台的封禁行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般私人企业的管理行为，还应该充分考虑到平台拥有的内容审查权，实际是一种数字权力，或者说，数字霸权，对于这样具有一定公共属性的权力运行，应该需要程序性的规制；否则，数字权力的滥用，同样会威胁到公民的基本权利。
关于社交平台封杀川普一事，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认为，推特永久封闭川普总统账号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表示:“言论自由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基本权利。对这项基本权利做出限制时，必须基于法律并遵循立法者限定的框架，而不应基于一个社交平台管理层的决定。”综合这两个评论，可以看出，默克尔所谓的“有问题的”并不是仅仅指推特封禁行为本身，更多是指美国居然没有法律来规制这类行为。
在这里，至少存在两个相关的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平台删除内容与永久封禁一个用户，是不是一回事？如果说，CDA-230授权社交平台基于善良理由可以删除不合适的内容；那么，CDA-230是否可以扩张解释为，社交平台可以永久封杀一个用户？
其二，如果说删帖属于平台的自由裁量空间，那么封号，特别是永久封号，作为一种惩罚措施，是否也可以由平台一锤定音？这样的惩罚决定，需要在什么条件、什么程序下才能采取，有否救济渠道等等？
作为他山之石，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欧盟的做法。一般认为，在欧盟公民基本权利更受重视，国家干预思想更有社会基础，人们试图通过立法的来保护社交平台上的言论自由的愿望更强烈。在此背景下，2020年12月欧盟公布了《数字服务法》草案，其中，对平台删除非法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草案第15条规定，社交平台在做出删除内容的决定后，必须通知该内容的发布者，并告知其删除理由。这种理由必须是具体的理由，例如是否是根据用户投诉做出的该删除决定、相关内容违反了什么法律规定等等。删除决定及其理由将会被公布在由欧盟委员会管理的数据库上。
草案第18条规定，欧盟成员国将设置数据服务协调员（Digital Service Coordinator），为符合资质的机构颁发证书，以期其能够公正客观地受理用户和平台之间关于删帖的争议，进而为用户提供了申诉的救济渠道。
回到川普账户被封这件事，即使川普大选后的表现令人厌恶甚至违法，但是，永久封号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也是需要斟酌的。当事过境迁，川普不再有煽动暴力之虞的时候，他是否有继续使用大众性媒体平台发声的权利，恐怕是一个良性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
据悉，川普已经起诉推特等社交媒体，这是一件好事情。相信很多人都期待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来厘定社交平台的言论审查权与平台用户的言论自由的界限，也为美国CDA-230的出路，找到一个方向。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来源：公众号：老王工作台 律匠鹰眼 2021年1月14日
